国学大智慧：不畏红尘遮望眼

《金刚经》里说：“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”像心静自然凉一样，外面的天气再炎热，只要心里不急躁、不慌张，平平静静就不会觉得热。不为外物所影响就叫静，不被外在的东西所填满就叫虚。这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人的心态，外面的世界再纷扰、再复杂，只要你的心保持清醒，不让乱七八糟的东西干扰自己，就能保持一颗清净的心。

李叔同生于天津的一户儒商之家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胜利，一些大的钱庄票号趁混乱之机宣布破产，将客户的银两据为己有。李家的财产也因此“一倒于义善源票号，再倒于源丰润票号”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李家将资金全部投到了盐田中。可政府突然宣布将盐田收归国家所有，才使得李家的所有投资化为乌有。

早年间，李叔同曾“浪迹燕市，走马章台，厮磨金粉”，在津、沪间与他交往的风尘女子很多，有坤伶杨翠喜，歌郎金娃娃，名妓谢秋云、朱慧百、李苹香等等。

1915年，李叔同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、音乐教员，每月往返于杭、宁和沪之间。他在杭州组织了“乐石社”，被推为社长，亦从吴昌硕游，入“西泠印社”为社员。夏丏尊、姜丹书、马一浮等文坛名人与他也往来密切。马一浮那时已是有名的居士，研究佛学，因此对李叔同的影响颇为深刻。

说起来，李叔同出家的原因，竟是因为夏丏尊无意间的一句玩笑话。有一次，学校请一位名人前来演讲，李叔同却与夏丏尊躲到湖心亭去吃茶。夏丏尊说：“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！”正所谓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李叔同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。

对于李叔同的出家，他的学生丰子恺先生以“三层楼”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认识：我以为人的生活，可以分作三层：一是物质生活，二是精神生活，三是灵魂生活。物质生活就是衣食。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。灵魂生活就是宗教。“人生”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。第一层的物质生活好了，大家就都满足了；高兴的话，便爬到第二层楼——精神生活，那么世界上就多了许多艺术家；而“人生欲”很强的人，则要爬到第三层楼——灵魂生活，物质、精神都满足不了他们，他们要探究的是人生的究竟。

丰子恺说：“弘一法师走的正是人生的这三步，所以，他出家并不奇怪。或许，这也正是弘一法师抛却红尘，决心出家的真正原因。”

“红尘”一词是从李唐王朝开始使用的。因为长安在西北，是黄土地质，盛世之下的长安总是车水马龙，夕阳下卷起的尘土在当时的长安人看来是红色的，故有红尘之说，后来把这个词用来形容俗世。

作为普通人，生活在这俗世间，离不开车子、房子、票子；少不了对名利的牵挂；舍不下儿女情长，要做到看破红尘并不现实，但也不能在其中迷失了心性。朱元璋有一句名言：“我本淮右布衣，天下于我何加焉？”我们要清楚地明白，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自己的理想又是什么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朝着目标坚定地前进，不被种种外物迷失，遮挡住自己前进的脚步。

“不畏红尘遮望眼，月轮穿沼水无痕。”在名利面前保持宁静淡泊，知足常乐，面对鲜花掌声不忘形，受到冷嘲热讽不颓废，遇到坎坷失意不沮丧。外在的一切事物，存在都是无常的，如梦幻泡影，过眼云烟，何必因为它们而影响自己的情绪呢？

王安石《登飞来峰》中有云：“飞来峰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不要被红尘纷扰牵着鼻子走，“心随境转是凡夫，境随心转是圣贤。”

列子，名御寇，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，曾师从关尹子、壶丘子、老商氏、支伯高子等。他隐居郑国四十年，不求名利，清静修道。主张循名责实，无为而治。

因家中贫穷，列子常常填不饱肚子，以致面黄肌瘦。有人劝郑国执政子阳资助列子，以博个好士之名。于是，子阳就派人给列子送去十车粮食，列子虽再三致谢，却不肯收受实物。列子的妻子为此埋怨道:“我听说有道之人，妻子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，而我却常常挨饿。现在，宰相送粮食给你，你都不接受，我真是命苦啊。”

列子笑着对妻子说：“子阳并非真的了解我，现在，他只是听了别人的话送我粮食。那以后，他也可能因听了别人的话而怪罪我。我还是不接受的好。”

一年后，郑国发生变乱，子阳被杀，其党多被株连致死，只有列子得以安然无恙。

李斯为秦相，功劳卓著。但秦二世二年七月，他却因遭奸人诬陷，被腰斩于咸阳市。临行的时候，李斯对自己的儿子说：“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，岂可得乎！”在此时的李斯眼中，什么功名利禄都比不上“陪着儿子牵着黄狗到上蔡东门外去打猎”，可惜他明白得太晚。

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里写道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”我们要做到虽生活在红尘，而心不在红尘；做到荣辱不惊，不沉迷于物质享受和物质追求，才能让我们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。